伊朗并不陌生于抗议。从2009年的“伊朗绿色革命”，到2019年的燃油价格抗议，再到近年来断断续续的示威，街头始终是伊朗政治的压力阀。

　　但这一次不同。近期席卷伊朗多地的暴动，表面上仍以通胀、汇率、失业为导火索，但口号与行动方式却发生了根本变化——它不再把希望投射到任何一个派别身上。

　　当伊朗改革派不再被需要

　　长期以来，伊朗政治运行依赖一个制度性缓冲机制：当社会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允许“改革派”上台，释放期待。当改革触及边界，再由保守派收紧控制。

　　这个循环在过去20年里屡试不爽。但问题在于——改革派从来不是制度的改造者，而是制度的安抚者。他们无法触碰最高领袖的实权，无法约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与安全角色，更无法重塑伊朗的选举和权力分配规则。

　　这种政治疲劳正在通过选举数据显现出来。2024年，伊朗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9.8%，创下历史新低。这既反映出民众政治参与意愿的持续下降，也意味着体制赖以调节社会压力的派系轮替机制正在失效。伊朗民众或许曾经愿意再等等，但当通胀不断侵蚀收入、货币持续贬值、未来不再可预期时，这种耐心终究会被耗尽。

　　继续高压还是尝试让步？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本轮暴动并非由意识形态动员，而是由生活本身驱动。当人们走上街头时，讨论的不再是改革路线，而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：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提供基本的正常生活？

　　在这种现实压力下，宗教叙事、革命合法性和外部敌人叙事的动员效果明显下降。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这一轮抗议是否会被镇压，而在于社会已经逐渐形成共识：体制内部不再存在解决方案。

　　一旦这种认知固化，政权将陷入两难——继续高压，短期维稳，但长期成本急剧上升；尝试让步，却发现已经没有可信的政治出口。这正是伊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：它擅长控制，却不擅长更新；擅长压制不满，却无法重建信任。

　　伊朗的前景：稳定与失控并存

　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时间1月12日表示：“局势目前已完全得到控制。”但坦率地说，伊朗前景似乎并不明朗。

　　判断伊朗的局势，不能简单套用“政权是否即将崩溃”的二元逻辑。更现实的状态是：稳定性仍在，但失控风险正在结构性累积。

　　从稳定性看，伊朗现行统治仍具备坚实支点。首先，政治合法性并未彻底崩塌。“教法学家治国”作为意识形态核心，尽管在城市中产和青年群体中遭遇挑战，但在相当规模的社会基础、宗教网络和国家叙事中仍占据主流位置。

　　其次，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系统仍在运转。无论是情报机构、司法体系，还是治安与动员机制，都能够在高压环境下维持基本秩序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，通过深度嵌入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结构，掌控关键产业、基础设施和安全资源，形成了一个高度制度化、资源充沛且忠诚度极高的网络，使政权具备持续承压的能力。

　　然而，与这些稳定因素并行的，是数个不容忽视的失控变量。除了长期依赖石油产业所带来的结构性经济脆弱性外，最高领袖的继承问题尤为敏感。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长期掌握最高权力，但权力交接机制始终缺乏清晰安排。尤其是在前总统莱希坠机身亡后，保守派内部失去了最具宗教资历和政治背景的潜在接班人，精英层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。

　　外部环境同样不容乐观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动荡、巴以冲突中哈马斯实力受损，都为伊朗主导的“抵抗轴心”蒙上阴影。与此同时，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多次对伊朗发出强硬威胁，并推动新一轮制裁，使本已承压的伊朗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。

　　文丨记者赖浩

　　视频丨记者张瑞柠